2010704.谈画道.搞出来的「现代国画」

搞出来的「现代国画」

谈到「现代国画」，笔者便想起两位名家，一位是吕寿琨，一位是刘国松。他们当年的成就，恐怕已经相当令人满意，而且都靠「现代」起家。

记得有一年，政府机构举办一个吕寿琨先生的遗作展，笔者去参观，然后才惊奇他于「现代」之外，原来还写很多传统的画。他的遗作，绝对不纯粹是「现代」。

后来偶然跟鲍少游先生提起，鲍先生笑笑说，吕先生于未成名前，常到他的画室，因为鲍先生跟吕先生的令尊大人是画友。当时实颇有求教之意，不过后来走出「现代」的路，便少来往了。

关于刘国松先生，笔者还记得一件旧事。

有一年，中文大学校外课程部，特别为刘先生开办「现代国画」的课程，因此成为刘先生的基地，笔者蒙刘先生青睐，也应邀去讲几课，讲的则是传统画，课余笔者跟刘先生提起，以他的画风，如果有隶书的笔法应该更好。当时谈过，不以为意。

过两年，笔者应一位中大朋友之约，入沙田马料水，刘先生见到笔者，便邀到他的画室一行，拿出许多写字的习作出来，对笔者说：「我现在练写隶书了。」刘先生能从善如流，笔者自然高兴。

这两件事，证明什么呢，证明以「现代」成名的人，原来依然会回归传统。吕先生如是，刘先生亦如是。

所以笔者始终有一个感觉，要成名，要出人头地，「现代」的确是一条捷径，如果写传统画，古今名家林立，很难出人头地。 「现代」则不同，搞出一种特殊效果，这「效果」便是本钱，因此许多搞「现代国画」的人，实在相当苦心沥血，研究各种材料，研究各种方法，希望碰出一种「效果」出来。

然而令笔者不安的地方，就正在于此。

有了一种「效果」，就随着有一套理论，例如吕寿琨先生的「禅画」，刘国松先生的「月球画」，都有很堂皇的理论。

可是，是先有理论，还是先有「效果」呢？

「碰出」效果后设理论

如果光听理论，一定认为是理论居先。画家有了这种概念，然后水到渠成产生写画的「效果」，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。

刘国松先生自己透露，他是偶然得到一种多纸筋的纸，写完画后，又偶然撕去纸根，于是发现，撕去纸根的地方露白，很有趣味，由是才产生他的月球画。因为他的画，与人造卫星拍回来的月球照片很相似，当时又恰值美国太空热，于是时来运到，一朝「效果」成名。

至于吕寿琨先生作画，据一位追随他学「现代」的人透露，是叠几重宣纸在地上，然后随手用大笔去扫，扫完之后，像剪裁照片放大一样，剪裁画面，而且还未必用第一层宣纸，看看是第三层好，还是第四层好，总以「效果」满意为止。剪裁挑选完毕，加一红点，那便是「禅画」了。如果说理论，红与黑大概便是阴阳水火之类。

所以理论与「效果」，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，是谓之「后设理论」。刘先生既非先有太空概念，吕先生大概亦并非先有「禅画」概念，可是有了「效果」之后，便说得头头是道了。

因此如果拿如今的「现代」，去跟岭南派的革新相提并论，便有点不伦不类。 ── 如今香港搞「现代」的人，却很喜欢这样比较。这些人，一定未读过当时的论战文章。

二高的岭南派，是于传统笔墨之外，吸收西洋画及东洋画技法，尤其是用于渲染以及应用透视，因此招致当时保守的画家不满。基本争论仅在于此，并非是二高提倡扬弃笔墨，追求效果。

笔者的论点其实亦在于此 ── 除非不写国画，要写，就得以笔墨作为骨格，去掉了笔墨，恐怕亦不成国画了。

这样说，并不是「保守」。如今搞「现代」的人，动不动就拿「保守」的帽子压人，而且往往拉扯到民族文化危机，民族生存命脉，好不怕人，仿佛认为「现代」不妥，就是谋杀民族文化生存似的，这种方法，在大陆叫做「无限上纲」，很流行，而且懂得将人「无限上纲」的人，亦的确容易飞黄腾达。

为什么笔者说，不赞成一味追求「效果」而不理笔墨，并非保守呢？因为近代其实出过许多名家，是能以笔墨的基础，写出崭新面目的画，黄宾虹、潘天寿、傅抱石、徐悲鸿，莫不如是，目前健在者，则有刘海粟与朱屺瞻，他们的画，其实何尝没有「效果」，只不过其「效果」并非苦心沥血搞出来，而是由笔墨产生而已。

这就足以证明，笔墨并不是画家的枷锁，问题只在于肯不肯下苦功。肯下苦功，便能由笔墨产生自己的独特风格，也可以说是独特「效果」。

以书入画，的确历史悠久，但并非有历史的事物，都非加以扬弃不可。我们吃饭大概也吃了几千年，可是至今吃饭的习惯却依然存在。提倡「一日五餐公仔面」，无非只是广告语耳，有谁人当真。何况，强调笔墨，并非「以书入画」，笔者则已辩明。

信报

1990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