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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数易例
象数易传承
本篇介绍两汉的象数易例。在介绍前，须得先说两个问题，一为象数易的传承，一为阴阳家易跟象数易的关系。今说前者。
谈象数易的传承，须由儒家易传承谈起。儒家易的传承非常清楚，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都有记载，所记只有小异，可是象数易的传承就相当复杂。其源头可以回推到儒家易，但其间实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这些情形，有兴趣知道象数易的人都应该先行了解。
一、由儒家易传承说起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孔子传易给商瞿。
商瞿是鲁国人，字子木，少孔子二十九岁。商瞿传易给臂子弘；弘传易给江东人桥子庸庇；庇传燕人周子家竖；竖传易给淳于人光子乘羽；羽传易给齐人田子庄何；何传易给东武人王子中同；同传易给菑川人杨何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杨何的弟子，他叙述父亲的传承，应当正确。
可是《汉书·儒林传》的记载却略有不同。不同的是：
商瞿传易是给桥庇子庸，子庸传易给臂子弓，二人名字稍异于《史记》，而且辈分刚好颠倒。这点相异，已无法考证谁对谁错，但田何是孔子的第六代传人这一点，则可以肯定。
在上述传承中，最重要的人是商瞿，孔门弟子中实未见商瞿的名字，如何忽然成为孔子授易的传人，令人觉得有点突兀，然而司马迁的记载应无可疑，此说且为《汉书》所采，只稍加改动而商瞿的地位不变，由是可说“易传商瞿”的说法不可动摇。
儒家易有一本易传，名《子夏易传》，子夏在孔门弟子中当然大有名堂，但只说他长于文学，如今忽然竟有一篇易传，亦令人觉得有点突兀。若作调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商瞿与子夏合而为一。
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记子夏为“卜商”，子夏名商见于《论语》，孔子曾称其名，如果子夏善卜，那么称为“卜商”便没有问题，但是，“卜商”也不等于就“商瞿”，而且《汉书·儒林传》说：“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。”注云“商瞿，为姓”，那么，“商瞿”跟子夏名“商”便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更有一个疑问。
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记孔子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其一为“公孙氏”，《圣贤群辅录》说：“公孙氏传易，为洁静精微之儒。”此书托名陶潜（渊明）虽不足采，但亦可证明，在晋代的确流传有公孙氏传易的说法。那么，这公孙氏又是谁呢？若暂置这些不理，那么，可以研究一下《子夏易传》。此书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未载，始见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说为：“周易二卷，魏文侯师卜子夏传，梁六卷，残缺。”刘向《七略》言：“易传，子夏韩氏婴也。”若刘向所说无误，那么，《子夏易传》的作者便应归于韩婴子夏。
到此为止，可归结如下：
儒家易的源流由第二代起便有疑问，孔子的传人有子夏与商瞿之疑；接着，《子夏易传》的作者则有子夏与韩婴之疑（另有说作者为臂子弓或丁宽，恐无据，故不论）。这两个疑问实难以互相调和。今姑且先论后者。韩婴通易见于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，说“韩生亦以易授人，推易意而为之传”，即韩婴确曾作易传。又言：“其孙商为博士，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。以易征，待诏殿中，曰：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，尝受韩诗，不如韩氏易深，太傅故专传之。”以此，刘向将《子夏易传》归于韩婴实不为无据，他校书于秘阁，当曾见此书，书当时尚未流传，故《汉书》未载，但至少可以证明，书在刘向校书时，即成帝时必在。说为子夏韩婴所作，刘向当有所据。且刘向素喜阴阳五行，此书说易虽不涉阴阳五行之术，但以相类故，向必留意，没什么理由会有错记。所以，笔者相信刘向的说法，且韩婴所传的易虽不出于田何一系，但亦不能说儒家易除田何一系外，即无别的传承。关于韩氏易还有一个故事，前引《儒林传》提到的“孝宣时涿郡韩生”亦授易，《儒林传》接着说：“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，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，即更从受易焉。”这即可能是韩孟二家比较，韩氏易于儒家义尤纯之故。
于清人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之《韩氏易传》中，所引韩婴各条多引用《子夏易传》，否则便说为“孔子曰”，由此可见韩婴是纯粹的儒家易。倘以上所说不误，那么文学子夏跟易便没有什么关系了，这样，孔子传易便唯是商瞿子木。司马迁正因为他不见于《论语》，才特笔记载，说他少孔子二十九岁，是小弟子。易传至田何，田何是汉兴以后第一位儒家易大师，他广传易学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他传易给四位弟子，他们是东武王同子中，洛阳周王孙、丁宽、齐服生。他们都有《易传》传世。其中的丁宽原来是梁人项生的仆从，陪着项生学易，学得比项生好，由是田何收他为弟子，到了学成，丁宽东归，田何对门人说：“易以东矣”，那就是承认他得到自己的衣钵。丁宽到洛阳，又从同门周王孙受古义，这一点，也是一个疑案。丁宽所学已为田何许可，那么，周王孙的“古义”又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？是田何所传犹非古义，抑或是田何只将古义传给周王孙而未传丁宽？史传记丁宽有《易说》三万余言，训诂举大义，不言阴阳灾异，这即是只依“十翼”说易，是儒家易纯粹的传承，这其间，又有什么的古义？
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之《周易丁氏传》多训诂，但亦有说象数，例如
比（）:“终来有它，吉。”注云：“非应称它也。”这里说的就是敌应，敌应即称为“它”。
中孚（）六四：“得敌。”注云：“三与四为敌。”此即以六三比六四为敌比，由此可知丁宽有说比应例。
又如
比（）六三：“比之匪人。”注云：“非处其位，非人道也。”此即不以爻之三位为人道，而且六三失位。
又如鼎（）:“我仇有疾。”注云：“仇谓四也。”
由此可见丁宽亦说当位不当位。至于说九四位于外卦为仇，这倒是儒家易例。
照这样来看，所谓古义，应非儒家所说的易义。儒家所传当时应说为“今义”，孔子以前的才能称为“古义”，那就是占筮家易及阴阳家易。
《左传》所记，即是占筮家易，《汉书》所记夏侯始昌预言柏梁台灾，至期日果灾，时为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事，早于孟喜。夏侯始昌通易，但亦说五行、四正，所以应该即是阴阳家易。
儒家有取于前者，而未取后者。这样说，是因为儒家只重占筮，而不重阴阳灾异，此于书有明文。
例如：
〈系辞传〉说圣人之道言：“卜筮者尚其占。”
又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，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善夫，‘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’。子曰，不占而已矣。”
又，《礼记·缁衣》:“龟筮犹不能知也，而况于人乎。”
由此可知儒家实在接受占筮易，因为占筮易的风格与阴阳家易绝对不同。由是而言，丁宽从周王孙所受的古义，便理应是占筮家易，上面所引丁氏易例数则，便很有占筮家的意味，正由于是采占筮家易，这才不背于师法，否则即如孟喜之受排斥（下文即有提及）。
田何所传四位门人，王同弟子最多，重要的有一位杨何（字叔元），杨何传司马谈，然而其后的传承也就寂寂无闻了。
反而丁宽传易给砀人田王孙，田传易给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，这三家，后来都成为重要的经师，儒家易到此时大盛，其时已经是汉宣帝年代（宣帝本始元年是公元前73年）。
不过，儒家易虽盛，但却同时催生了象数易，那是因为孟喜（字长卿，东海兰陵人），他既从田王孙受易，可是又另从隐士得传《候阴阳灾变书》，由是说卦气，言十二月卦以及六日七分之说。他说这些是田生于死前枕在他膝上传给他的，梁丘贺说，老师田生死时是施雠侍候他，而且那时孟喜已归东海，因此证明孟喜是说谎。
然而孟喜虽因此不得立于官学，可是他却成为两汉象数易的源头。现在，应该说一说阴阳家易跟象数易的关系。阴阳家地位的提高可以说始于战国时代的邹衍。他提出“五德始终说”，见于《吕氏春秋》。其言曰：凡帝王者之将兴也，天必先见祥乎下民。黄帝之时，天先见大螾大蝼，黄帝曰：“土气胜”。土气胜，故其色尚黄，其事则土。
及禹之时，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。禹曰：“金气胜”。金气胜，故其色尚白，其事则金。及文王之时，天先见火。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。文王曰：“火气胜”。火气胜，故其色尚赤，其事则火。伐火者必将水，天且先见水气胜。水气胜，故其色尚黑，其事则水。
“五德始终说”提出帝王将兴必先见天兆，这便即是占阴阳灾异的理论依据，因为天可以兆兴，当然亦可以用灾异来预兆帝王之败亡，以至帝王德行之不修，由此，阴阳家就想到《周易》所说的“气”。
《国语·周语》一书，成于春秋时期，它就已经将气的运行跟月份及音律关联起来，其言曰：律所以立均出度也。
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，度律均钟，百官轨仪，纪之以三，平之以六，成乎十二，天之道也。由是应气而立黄钟、太簇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。更立六间：大吕、夹钟、中吕、林钟、南吕、应钟。此十二者名为“律吕”，说为：“律吕不易，无奸物也。”何以作用如此之大？则因为律吕可以宣养六气九德：
“大昭小鸣，和之道也。和平则久，久固则纯，纯明则终，终则复乐，所以成政也。”
按着又说岁、月、日以及星宿、分野，说为“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，故以七同其数，而以律和声，于是乎又有七律。”
这样一来，五音、六律、十二律吕、岁时（包括物候）、分野以及星宿，便同和成一个合乎天道的系统，周王以此宣王德，“布宪施舍予于百姓”。这样以气为主，上应天道而成王事，便成为阴阳家的主旨。由天道人事，阴阳家便有各种方向的发展。刘向将战国以来的阴阳家（术数家）分为六种，见于《七略》的《术数略》：
一、天文；
二、历谱；
三、五行；
四、蓍龟；
五、杂占；
六、形法。
此中当然以蓍龟跟《周易》的关系最密切，因为易筮即以蓍而筮，其次是五行，因为战国时代阴阳其实已与五行合流，凡说阴阳术数，无不说五行。这当然是受邹衍“五德始终说”的影响。由是即建立“阴阳消长、五行推移”，易的乾坤交会、卦爻消息，可以说即由此而来。
儒家易固然依此立论，象数易实亦由此衍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