吃豆腐
蔡澜吃豆腐的文章写得最好,「笹之雪」那一篇,自言饮过老酒,吃饱豆腐,顺势倒身枕着女友的膝头,看天上的星星与庭院的萤火,笔墨已飘飘然有仙意矣。
这种神仙生活,王亭之盖亦愿意,有这样的豆腐吃,便跟他签约签到一九九七年亦无不可。
然而,香港的食肆,有大江南北的菜,却偏偏没有一家专买豆腐的店子,想喝一碗浓如徐小凤之歌的豆浆亦不可得,于是便悄然想到台北,还是那儿的烧饼油条与甜豆浆加鸡蛋最惬意也。
王亭婆却说,其实要办一席豆腐席亦不很难。炒豆腐、蒸豆腐、烧豆腐、焗豆腐、煎豆腐、煑豆腐、炸豆腐、连同豆腐羹,一共便是八个大菜,以炒豆腐干饭及浓豆浆加油条为「单尾」,应该便很别致。
王亭之便想到,他日有缘,或者在大屿山盖个小小的庭园,专卖豆腐给蔡澜和他的女友吃,借此隐居养老,实在亦是很写意的日子。
因想起当年在台北,叨师大敎授李遐敷的光,扰了道安法师的一顿斋,席上即有炒豆腐,李遐敷师兄云,此日本「雷豆腐」也,当时食而甘之,却忘记问「雷豆腐」也,当时食而甘之,却忘记问「雷豆腐」其名的出处,今读蔡澜文,始知以炒时轰天价响所以得名。
这味菜,不妨学番菜馆的排场,请个姿色中上的厨娘,推架灶车出来当筵泡制,该店有点绰头可以卖大价。
其实,豆腐席不能卖大价,恐怕正是豆腐素馆不能在香港生存的原因,租金人工贵,利润便有个南北转弯亦很难支持。香港人天生小器,见有鱼翅以及野味或海鲜始肯掏腰包,久之遂成排场耳。
但试过几家斋菜馆的豆腐亦不见得出色,无论烧炸以至煎煮,一律不入味,这或者才是值得奇怪的事。煮豆腐的人要有禅意,故此才难。
王亭之谈食
出版日期:一九八七年二月
道安法师(1907——1977年),俗名傅锡鋆,湖南祁东县灵官镇桃源村二组人。曾办有大专佛学讲座、中华佛学研究会、《狮子吼》杂志、台湾印经处、中国佛教会文献委员会等佛教机构。
1926年随父出家于衡阳县云峰山佛国寺,次年参禅于衡南县岐山仁瑞寺,1929年任仁瑞寺客堂知客,1930年赴南岳龙池岩洞闭关,18个月后下山于南岳佛学讲习所力究教理,以期弘禅阐教普利人天。1931年后弘化于湘、桂、粤、港、台及日本、韩国、南洋等地。1935年秋受聘为南岳佛学院教席,讲授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成实论》、《俱舍论》,自编《俱舍讲义》八大册,开南岳佛学院之创举。他致力于佛教文化、教育事业,建树巨大,对近代佛教(尤其是台湾地区)有广泛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,堪为中国佛教民国时期的中流砥柱之一。
日本「雷豆腐」
上海西餐以广东厨师为正宗。据文史学者周松芳考究,到1875年,上海才出现中国人开办的番菜(西餐)馆。其中最早的是坐落英租界的“一品香”,掌勺主理就是粤厨。
就连番菜的得名,沪上亦认为正源在广州。《晶报》刊文称:“广东人华夷之辨甚严,舶来之品恒以番字冠之,番菜之名始此。”
中西兼备
华夷之辨却不影响做生意。粤菜挺进京沪之初,多兼售番菜,声势互助。周松芳认为,西餐对“食在广州”在晚近的得名和传播,颇有助益。
1918年版的《上海商业名录》收录了80家菜馆,其中5家粤菜馆即兼营番菜。到了1920年代,粤菜在上海地位已经雄踞诸帮之上,傲立南京路的著名粤菜酒楼仍然兼营西餐。
在北京,最著名的醉琼林正是粤菜西菜合一,《顺天时报》1907年曾对其做过报道。直到1930年代,天津粤菜馆的特色仍是中西结合。国民作家王受生在《天津食谱:关于天津吃的种种》里记述,津门最好的饭馆当属“广东派”,而其特色是中西兼备。
广东人开的番菜馆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价廉物美,特别是抗战胜利后,更便宜过中餐。如著名的岭南楼的广告称:“全餐收银五毫,大餐收银壹圆。”比起当时的高档中餐酒楼一碗鱼翅动辄数十元来讲,可谓便宜至极。
中国人是从观察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开始认知西方文化的。中国人发现:西方人先喝汤,后吃饭;先吃饭, 后饮酒。 他们无法解释这种反常于中国的生活习惯,百思不得其解,最后断定,何以西方人和中国人生活习惯相左,根本原因是,西方人相信地球是圆的,中国人头向上,西方人头向下,所以生活习惯就和中国人相左了。
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,大批西方人涌入中国,于是中国出现了最早的西餐。 先是上海,然后天津,西餐在中国渐渐扩大了影响,直到成为一种时尚,渐渐开始改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。
中国人最初将西餐分为三类: 一曰大餐,一曰番菜,一曰大菜
关于西餐最早的文字记载,始见于晚清徐珂编的《清稗类钞》一书,书中对于西餐做了较详尽的介绍。 首先,书中对于西餐做了基本界定,书中写道:“国人食西式之饭,曰西餐。 ”这里对于西餐所做的界定非常准确,西餐一说,是针对中餐一说而确立的。
最早的时候,中国人将西餐分为三类,一曰大餐,一曰番菜,一曰大菜。 早期天津的起士林餐厅,就很有名气,它里面的食物,天津人就说是俄式大菜,大菜是针对小吃而言的。
小吃,便食,日本人称为鸟食。 过去天津起士林有两处,一处在现在的起士林旧址,做俄式大菜;另一家在劝业场侧门对面,卖小吃,菜式只有一两种,一盘配菜、一片面包、一杯咖啡,上世纪50年代,定价两元。 想吃热菜、大菜,那就要到起士林餐厅去。
番菜,即西餐,中国最早的西餐厅叫番菜馆。
清末小说《文明小史》写过,几个花花公子聚众“来到江南屯要吃番菜。 ”这里的番菜,就是西餐正餐。早年的中国人将一切的洋人都看作是生番,渐渐地西人来中国的多了,和中国人的交往也多了,“番”字,带有歧视色彩,这个“番”字,就被“西”字代替了。
在中国人的印象里,重要的不是西餐吃什么,而是西餐怎样吃,于此,《清稗类钞》中有详细的记载:
席具刀、叉、瓢三事,不设箸。光绪朝,都会商埠已有之。至宣统时,尤为盛行。 席之陈设,男女主人必坐于席之两端,客坐两旁,以最近女主人之右手者为最上,最近女主人左手者次之,最近男主人右手者次之,最近男主人左手者又次之,在其两旁之中间者则更次之。 若仅有一主人,则最近主人右手者为首席,最近主人左手者为二座,自右而出,为三座、五座、七座、九座,自左而出,为四座、六座、八座、十座,其与主人相对居中者为末座。
这里记载着西人用餐时的座位排列顺序, 正好和中国人相反。 中国人用餐,八仙桌,主人在正座,右为上,左为下,俨然有序。但一是圆,一是方,从入席规则,看出国人和西人礼仪之间的区别来了。
《清稗类钞》记载西餐礼仪:
勿使食具相触做声,勿咀嚼有声,勿剔牙
对于进餐礼仪,《清稗类钞》中更有详实记载:先进汤。 及进酒,主人执杯起立,客亦执杯,相让而饮。 继进肴,三肴、四肴、五肴、六肴,均可。 终之以点心或米饭,点心与饭抑或同用。
这里记载着西餐的进餐顺序,对于中餐的先进食后进汤,以汤“灌缝”的用餐习惯,和西餐以汤开胃做了比较,看出西餐的科学。 而且最为重要的,是西餐的用餐礼仪。“饮食之时,左手按盆,右手取匙。用刀者,须以右手切之,以左手执叉,叉而食之。事毕,匙仰向于盆之右面,刀在右向内放。叉在右,俯向盆右。 ”“一品毕,以瓢或刀或叉置于盘,役人即知此品食毕,可进他品。 ”“食时,勿使食具相触做声,勿咀嚼有声,勿剔牙。 ”
通过中国人对于西餐最早的观察,可以看出中餐、西餐之间餐饮观念的差异。 农业社会的餐饮观念,底层民众,“民以食为天”,人生的最高境界,是吃饱肚子; 进入上层社会,餐饮观念的最高境界,是大饱口福,大饱眼福,“食不厌精”,将餐饮当作精神享受。
西人餐饮依从工业社会生活习惯,更重要的是于餐饮中体现社会等级归属。 这里的社会等级归属,不完全是生产关系的归属,更是精神等级的归属。
《清稗类钞》中记载的西餐礼仪,是西方上层社会的用餐礼仪,这种礼仪的内涵是个人修养和绅士风度。 中国人接受西餐,打破了传统儒学的等级观念,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尊卑观念。
西餐进入中国,使中国人由饱餐一顿进入科学饮食。 接受西人的饮食观念,使中国人改变了吃饱肚子为第一要务的传统观念。 应该说,西餐对于推动中国人的生活进步,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随着生活的进步,西餐也在与时俱进,快餐、自助餐的推行,改变了西人严格的用餐礼仪。 工业社会生活节奏快,人们不可能将饮食只当作精神享受,美国从来没有那样严格的用餐礼仪,英国人看不起美国人,认为他们太粗野,原因在于英国人不理解美国人的生活节奏。 麦当劳、肯德基的出现,适应了工业社会生活节奏的需要,许多美国人的午餐常常就是一个苹果、一根香蕉,晚上才有时间饱餐一顿。 他们对于饮食是按卡路里计算的。
时代进步,餐馆习惯也在改变,传统的西餐礼仪更在逐渐进步。 现在没有人将麦当劳、肯德基看作是西餐了,方便快餐将成为工业社会最便当的用餐方式;而正规西餐,将在社会交际和商业活动中扮演角色。 在中国,西餐不可能代替中餐,但西餐的市场潜力绝对不可低估,发掘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西餐方式,更是餐饮业的重要课题。
香港大屿山
蔡澜,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,祖籍广东潮州,电影监制、美食家、专栏作家、电影节目主持人、商人。
现任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。中国美食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曾特邀蔡澜作为节目总顾问。
与金庸、黄沾、倪匡并称为“香港四大才子”,有“食神”美称。
蔡澜曾于2005年至2014年期间为澳门科技大学担任校监顾问,为大学的人文艺术学院和电影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,并将所得的顾问费用捐赠给大学。
2022年7月,蔡澜先生获得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