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书画

北京故宫出版的刊物，发表了乾隆的一幅《岁寒三友图》。乾隆的书法，随时可见，但画作则少见。这幅作品，写松竹梅，近画幅中点则渲染出一个月亮，令人联想起恽南田的一幅名作《五清图》──「五清」，是松竹梅水月，乾隆这幅画则未画水，水难画，乾隆到底不是画家。

乾隆画《岁寒三友图》时，应该不会受到恽南田的影响，但面貌却偏偏如此相似，大概即是所谓「时代精神」了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，康雍乾是清代盛世，因此书画皆有一股宁静之气，然而其宁静却又非枯寂，到了咸同年间，「四王」末流盛行，那时的画便觉得枯寂而少生气了。这种枯寂，可以视为暴风雨前夕的闷人天气，酝酿变化而未变化，亦必须酝酿既久，然后才能爆发出另一种精神面貌。

以乾隆这幅画为例，技法十分普通，布局亦嫌堆砌，但却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久久视之，可以令人心平气和，不像如今大陆流行的画风，那些画，对视稍久，只觉心浮气燥，因为一切以紊乱为美，以剑拔弩张为美，这便是另一种时代精神面貌。由此推想，我们便可以体会得到，近代人的风格与道德，已经跟康雍干时代的人不同，前人静，今人动；前人固执，今人多变；前人平和，今人紊乱。

这舣比较，绝对不是无益的事，如果将汉代至今的艺术品，包括雕塑、画、器皿等等，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逐一比较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整个民族精神的变化。

大致上来说，一切艺术品的力度是在削弱，将如今出土的汉代铜塑，跟宋代的「官汝定钧哥」五窑瓷器比较，便可以明白，为什么宋代的国力远远不如汉代。宋代已经文明许多，文明的后遗症便是纤弱。

然而宋代虽然纤弱，却依然有一种朴素的气质，到了明清两代，艺术品便多华饰，整个民族精神变得既纤弱又浮华，可以说，民族气质是在变坏。

因此，宋代覆没，还有许多忠臣烈士皆以死殉国，他们的行为，被视为道德，认为合乎伦常。明代覆亡，忠臣已经不多，崇祯号召大臣捐输以作军饷，连他的岳丈都不理睬，反而两广福建江浙等地，由于经学的影响，民间倒出了一些死士。广东人便是在南明时代，表现出大义凛然的精神。

我们再看看那时的书画艺术，便会发现，明代的「院画」实际上已流为无生气的花纸，不但毫无力度，而且堆砌得令人生厌，难怪当日京师的重臣，对国家覆亡表现得如斯冷漠。

如果将康雍乾三代的艺术品，跟明代比较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印象，于华丽背后，力度其实是在进一步削弱。满人本来雄豪，可是入关之后，却受汉文化薰陶，变得愈来愈文秀，时代精神真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恽南田的没骨花卉，可以说是康雍乾时代的表征，堪足以代表其时的时代精神。唯一的优点，其实亦在宁静而已。如果论力度，已可谓近乎纤弱。

清代末年，书画皆以纤弱为美，费晓楼写的仕女，美人必削肩，跟唐宋两代的仕女图，造型恰恰相反，可以说是弱至无可再弱。因此清代覆亡，只有「遗老」，已经没有人肯「死节」了。汉人固不必说，即满人自己的王公大臣，皆以保存身家性命为第一事，可见时代在变，精神在变，人的思想便亦随而变化，虽高悬道德标准，然而却已流为空谈。

近代艺术品以「粗」代力

近代的艺术品，特色是粗糙。

粗糙本来可以有雄壮的气质，可是却偏偏没有。受民国初年文化影响的画家，倒出过一些人才，可是自此以下，却未见有独特往来之士了。

所以如今流行的画风，力度是装出来的，好像很有力，实质上只靠外表的「粗」来代替力──这在书法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，那些完全不合法度的行草，好似很灵动，实际上却是混乱，灵动依然有含蓄，混乱则是靠运笔的速度来唬人，运笔快，人便说很「生动」了，但如果拿怀素的草书来比较，便知道「生动」跟「乱动」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。

所以乾隆画的那幅《岁寒三友图》，可以看成是民族精神的一大段落。在乾隆那时，弱虽弱，到底还有一种清秀与宁静，而秀与静则可谓相辅相承。以此而后，便走向枯寂，又由枯寂走向混乱。这二百余年的发展，整个民族精神可以说是走向颓蔽。中共建国初期的艺术品，本来并不如是，但十年不到，整个气质便已改变，那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如果由艺术品来瞻望民族精神，发展的趋向其实并不乐观，力度是每况愈下，看起来，中华民族是很难恢复汉代的精神了，汉代那种精力弥满的气息，如今只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。但更令人惊心的却是，由于政权「假大空」的影响，便产生不少「假大空」的艺术品，如今在艺术品市场吃香的作品，有哪一家是不受「假大空」影响的？试将如今受尽抬捧的人物画，跟唐代的壁画人物比较，便知道「假大空」的现象。因此也可以说，乾隆以后的艺术品，已渐渐走向感官刺激，绝不影响欣赏者的内心世界。追求感官刺激，或者即是工业文明的特色！

信报

1990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