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书画

「道」不可须叟离

刘勰着《文心雕龙》，一开篇便提倡「原道」，而且赞之曰──

道心唯微，神理设教。光采玄圣，炳耀仁孝。

龙图献体，亀书呈貌。天文斯观，民胥以教。

这种以教化人伦为宗旨的美学思想，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典型。如今虽仍然有人提倡儒学，但如果用来要求国画家，笔者相信，一定不会有人接受，因此，现代绝对不可能出现《列女图》之类的作品。

不过，假设我们将「道」与「神」的范围扩大，却也可以说，「原道」精神的画实在一向以来不绝如缕。笔者想举两个例──

抗日时期，宣传抗战杀敌，保卫家乡的艺术作品，其实即是「原道」的画；黄少强写的「难民图」，在广东画坛受到很高评价，即因其能振奋人心。

四人帮时代的画，也是「原道」的典型，听说有一幅画，画毛泽东跟林彪在井冈山会师，陈毅见了，评道：「画很好，可惜画得太小了一点，林彪那时还是个连长。」陈毅含蓄批评的其实不是画，而是画所体现的那个「道」与「神」。那时正是「神道设教」时期。

因此如果说给画与「道」无关，恐怕亦很难说得过去。 「原道」的画，也是我们的传统，问题只在于原的是什么道。

如果再将「道」的本质，跟世务与政治抽离，那么，就成为艺术的思想性了。

艺术需不需要有思想，并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，笔者的拙见是，绝对需要。因为画家不可能没有思想感情，将自己的感情表达，如何表达，那便是思想。 ──这样说，并不是提倡机械式的绘画，或者挖空心思的绘画，只是说一种自然流露的思想感情。

古人说「意在笔先」的「意」，其实即是感情与思想，并非单指「笔意」而言。即使是写一朵花，也不可能没有这种「意」，否则便成匠工之艺。读者不知道有没有同感，笔者自己便很不欣赏齐白石的牡丹，所以相信齐老人写牡丹大概只是应酬之作。

跟齐白石相反的是于非暗，于氏真的对牡丹很有感情，他有一幅牡丹便题记道──「种牡丹二十年，画牡丹三十年，形神俱似但觉尚隔一尘。书此以答客问，何以只管画牡丹。」但于非暗画牡丹却无意表现牡丹「花之富贵者也」这一面，所以我们只觉得于非暗写的牡丹，有一种高贵的气质，却绝不流于伧俗，也就是绝对没有暴发户的「漆气」。

由此体会，大概我们便可以知道，「原道」是什么一回事，而且原道也绝非坏事，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，一幅有份量的作品，必然有它自己的「道」。

在现代，道的范围当然已打破儒家那种「成教化，助人伦」的教条，任何思想都可以成为艺术品的脊柱，但我们却不能没有这种脊柱。

一味追求「效果」的现代手法，其致命伤恐怕也就正在此了。因为他们的「效果」，往往不是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，只是想制造出一种为别人所没有的「效果」，来作为自己的标签，一旦有了标签，便以为已经有了独立性，高明一点的人，便再造一些后设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标签。因此，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种刻意经营的「效果」，有什么文化因素。如果说有，那也只是工业社会人类心态的共性而已，绝不见得有掉臂独行的性格。工业社会的心态是走捷径，讲究包装，「效果」正是最好的捷径，后设理论当然便是包装。因此面目可以有不同，但其精神则可谓一致。

评论画家，一向有「大名家」，「小名家」的说法。小名家如斗载车量，他们只是技巧好，所欠缺的正是一种突出的思想。譬如清代的翁小海擅画草虫，他写的画便一味堆砌草虫，人们亦只欣赏他的草虫还算生动，如此而已，这其实便也是一种「效果」。时至今日，记得翁小海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。

大名家便不同了，他们一定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与气质。例如恽南田的没骨花卉，便有一种为翁小海辈所无的气质在。这种气质，可以说是道的体现。

然而恽南田却依然不是一代宗师，因为他虽然有气质，但却没有特独的造型，绘画毕竟是造型艺术，同时恽南田的画只有一种清韵，却欠缺大气滂薄的气势。

笔者琐琐而谈，其实目的只是想说一句话，道永远是艺术品的支柱，千万不可因为儒家提倡「文以载道」，便将道也作澈底的否定。问题只在于如何介定道的涵义而已。

正因如此，人格便也可以影响作品。喜欢浮夸的人，无论如何掩饰，他的画一定有浮夸的一面。我们面对许多误以剑拔弩张为气韵的画，可是笔触却令人觉得混乱，这便是人格影响画格的典型，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帜。但将这类画跟八大山人的画比较，跟徐天池的画比较，我们便立刻可以判别，混乱与道实在是两回事。

笔者很不同意，动不动拿着几个人的作品，便认为是风气，既然是风气，便煞有介事地去叫人研究他的文化因素，因为问题在于，不能凡见新欵就忙着去肯定。艺术毕竟贯串着道，人格与画格也彼此相通。